文章来源：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一书

2013年，我们组织攀登世界第九高峰南伽帕尔巴特。这是此前中国业余登山者从来没有攀登过的高峰。

那是我第二次去巴基斯坦，所以很顺利地到达了大概海拔4400米的登山大本营。我们有二十七八名队员，来自8个国家。

那一天夜里12点30分左右，熟睡的我突然被外边嘈杂的叫声惊醒，有人使劲踢我的帐篷。在国际登山队里，大家都非常有礼貌，基本不会发生口角，更不会有行为上的触犯。我正纳闷儿，一支冲锋枪的准星扎破帐篷对着我。我把头伸到外面一看：全副武装、穿着迷彩服的男子拿着冲锋枪示意我出去。我第一反应是当地的警察或执法者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和登山许可证。我正要穿鞋，那人却把我的鞋扔了，抓着我的头发往外拖，把我拉扯到20多米外的空旷地方，已经有十几个登山者在那儿跪着了。他们强迫我也跪在那里，用大约3厘米宽的布条把我绑起来。绑我的人看到我戴着表，就示意我摘下来，我示意他先给我松绑。

我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人，当他再次绑我的时候，我留了个心眼儿——把手尽量往背上靠，手腕尽量地向外撇开，留有一定的缝隙。以前我在武警部队服役，知道一些技巧。等他转身去绑别人，我一个反手就给自己松绑了。他们抓其他人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。我当时提议帮其他人解开，趁着只有一个人看守，大家一起跑。但是，他们都说不要乱动，不要惹怒对方。大家都以为对方是劫匪。

所有人都被抓后，他们开始给我们每个人摄像，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国籍。这时候我意识到，我们可能作为人质被绑架了。我决定逃跑。我预先设定了逃跑的路线，从哪儿跑，怎么以最快的速度跑，怎么利用一些遮蔽的物体和帐篷掩护自己。我把一只脚收起来，改成单腿跪地。

3个恐怖分子推弹上膛，一齐开始扫射。就是在这极度恐惧的一刹那，我下了决心：宁可跑着被打死，也不能跪着被击毙。我站起来做了一个后击的动作，然后沿着我预设的路线开始跑。子弹打在地上，炸起来的土打在我的屁股上、背上、手上，我感觉自己中了好几弹。当时我只想一鼓作气把前面这段路跑完，下意识地做了一些规避动作。

路的尽头是一个雪坡，底下是冰河，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躲在两个大冰柱中间。那时候我很清楚，人失温会发抖，直到丧失生命。

我只能回帐篷区找衣服。我不停地爬，让身体热起来。看到那些人在营地一角，戴着头灯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我匍匐进帐篷里，本想找件衣服穿，可是看到了卫星电话，一按就响，我一慌，拿起电话就蹿出帐篷跑了。

我不能打电话给母亲和爱人，她们不仅不能帮我，还会担心。我就打给我的同事，告诉他：发生了意外，不明武装分子对我们扫射，我的两个哥们儿可能已经死了。赶快报警！我迅速说完这些就把电话挂了。

我当时不想放过那些人。我非常清楚，我们上大本营用了3天，他们下山最快也得两天半。因为还是没有穿衣服，我就进行横向运动，保持身体的热量。我再回营地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灯光了，营地漆黑一片。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撤退，但还是决定冒险回去把衣服穿上。我5厘米、5厘米地挪动，慢慢地爬，爬进帐篷，确定没有动静后，轻轻地穿上我的衣服，补了水，把所有的装备全部带齐。

我想看看会不会还有活着的人，就爬到当时开枪的地方。我在那儿静卧了几分钟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顺着每一个人仔细摸他们的脉搏，确定他们全都不在了。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拍下证据。结果闪光灯才闪了一下就有人说话，我吓得拎起冰镐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山上跑。后来才知道，说话的是当地的帮工和厨师，他们被绑在了帐篷里。

我拼命地跑到可以360度俯视整个营地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天蒙蒙亮，我在背包里找出通讯录，给我妹夫打电话。我让他把我的名字、出入境时间报到外交部，由外交部协调。打完这通电话我如释重负，就待在原地等候。

在等待救援的近8个小时里，我一直拿相机的变焦镜头看着营地。第一架直升机从山谷里飞出来，跳下6个全副武装的人，然后直升机一架接一架地飞来。我把羽绒服反过来穿，红色穿里面，黑色穿外面。直到确认他们是来救我的，我才敢现身。

他们迅速将我包围，验明正身后，立刻把我保护起来。一个指挥官拿了一部卫星电话给我，电话里有人说：“京川，你辛苦了，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。”这一声“京川”，极大地安抚了处于惊恐中的我。大使说：“祖国人民都非常关注你的安全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等着你。”大使像家人一样向我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信号。

我第一次感觉到，一个人在孤独无助时得到的帮助是多么珍贵。坐上直升机，看着越来越远的营地，我感觉自己的魂魄丢在那里了。在大使馆洗澡的时候，我头上有血流下来，这才发现头顶上被子弹擦出了五六厘米的伤口，因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，我一直没有发现。
阅读提高：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